“患者重新看见的那一刻，就像夜空被星星点亮。”

　　“作为一名眼科医生最大的痛苦就是，明明可以救治，却因为没有角膜只能眼睁睁的看着他们的世界一天天变黑……”

　　“眼库建立20年救了3000多个眼睛，最大的感受是还不够，等待的人太多了……”

　　1999年3月27日，由国际奥比斯和香港渣打银行慈善基金资助，重庆市眼库在重医附一院成立，成为西南地区第一个眼库。到今年的3月27日，重庆市眼库已走过20年，复明患者超3000人。作为主要的发起人及创建者，曾任重庆眼库主任的赵敏教授经历的是，不断增加的受助者数据和追了20年依然追不上的捐献者差距。即便如此，如今已经成为重庆眼视光眼科医院院长的赵敏教授，依然在为降低角膜疾病致盲率星夜兼程……2016年由他发起组织的“川渝眼库联盟”，到2018年底运作两年时间，在实现角膜供体资源的区域共享方面做了积极的探索。

　　300万角膜病致盲患者和不到1000枚可移植角膜

　　“在所有致盲性眼病中，角膜病变占第二，仅次于白内障。”

　　“我国因角膜病变致盲的患者大约有300万，其中半数可通过角膜移植复明，但在20年前全国每年能得到移植的患者不足千人，捐赠角膜数量更少。”

　　“角膜是上帝赐给人类最宝贵的礼物，因为只有角膜可以在人体死亡后的一段时间内仍然‘活着’，移植到其他人体内可以快速恢复视物功能且几乎不存在排异性，在国外依靠角膜捐献一大半角膜病患者可以得到康复。但是我们国家老百姓受制于传统观念，在角膜捐献提出的头几年几乎是无人问津。”

　　在赵敏教授的回顾中，一直离不开的就是两组数据：等待角膜移植的患者数量、每年能够拿到的捐献量。

　　“上世纪末我国就已经累计有300万以上角膜病变患者，其中50%需要角膜移植，只要拿到角膜都可以彻底复明，但那时每年能够做的全国也就1000余例。”1995年，青年医生赵敏来到广州中山医院眼科中心，师从陈家祺教授，学习角膜移植手术。也就是在那时，赵敏亲眼见证已经失明的患者在移植角膜后恢复光明的奇迹：“患者重新看见的那一刻，就像夜空被星星点亮。”赵敏教授如此形容他当时的震撼。也就是从那时起，他的心中生出要在重庆建眼库的念头。

　　依托重医附一院建眼库，谁都觉得是个好事儿，但好事儿却少不得多磨，直到1998年，赵敏教授听说了国际奥比斯眼科(飞机医院)慈善项目，主动联络搭线，筹备一年后，重庆市眼库终于在附一院落成。“当年就有12名志愿者捐献了角膜，加上奥比斯的资助，那年我们就让40多例患者恢复了光明。我至今还记得第一个实现捐赠的是特钢的一名普通工人，姓杨，73岁，因肺癌过世，当时家人要求不做媒体报道。”

　　最难的时候重庆眼库存仅余2枚角膜可用

　　2005年对重庆眼库来说是个坎儿，因为奥比斯的撤出，最难的时候眼库几乎无角膜可用。运作近六年后，重庆市眼库总共接收到280人计560片角膜，但仅有三分之一能用于临床，每年仍有300人在等待，而在当时全市等待角膜复明的患者共计已经超过6万人，而眼库6年储备的捐献者只有4000多，每年能够实现捐献的角膜相对于患者的需求依然是杯水车薪。

　　作为一名专研角膜病变领域的专家，为了倡导更多人捐献角膜让光明延续，赵敏教授几乎把自己做成了宣传推广的行家，运用和借助各种媒体渠道，讲述一个又一个的案例故事，宣讲角膜捐献对于生命的价值和意义。

　　“到2010年后捐献者的数据开始变得多起来了，到2015年每年实现捐赠的就已经突破200人，400个角膜可以治疗上千人了。虽然这个数据在国内很可观，但在国外却连印度德里的一个医院都比不上。”

　　用互联网思维做眼库 创建川渝“共享平台”

　　在重庆眼库近20年风雨历程中，赵敏逐渐发现单纯依靠一家医院来支撑眼库，不整合社会资源很难实现数量上的大幅度增长。2016年互联网“共享”概念还没有出现，但信息传播已经非常发达，借助一些互联网的沟通手段，2016年的4月，赵敏教授联合川渝两地有眼库的医院，成立了“川渝眼库联盟”。

　　“联盟就是由川渝两地的眼科医生来共同发起的，唯一的目的就是能够实现角膜捐献资源的共享，并最终能够多家医院之间的角膜调度。”赵敏教授说，川渝两地因角膜致盲的大约30万人，但在2016年的时候两地每年的手术量不到800例。“联盟的建立，向探索角膜的供体资源共享迈出了第一步。我们甚至还探讨出了医生团队和手术室的共享。”那时基于移动互联的共享模式还没有出现，赵敏教授和他的同行则采用了通讯群+电话的方法实现了资源调度。

　　截止2018年，全国角膜手术已经达到了10000台，重庆地区每年的角膜捐赠达到了600枚，也就是在这一年，赵敏教授离开了他奋战了数十年的公立医院平台，转入非公立性质的重庆眼视光眼科医院出任院长。

　　转投非公平台 后半程要把眼健康管理做成“产品”

　　“我们业内所说的非公立医疗跟之前莆系民营有本质区分，爱瑞阳光眼科医院集团的创始人李马号就是曾就职于大坪医院眼科十余年的专家，重庆眼视光眼科医院是阳光眼科集团旗下的总院。这里更主要的是承担公立医院医生多点执业平台的功能，比如我们的屈光手术就是由原大坪医院的白继教授担任首席专家和学科带头人。”赵敏教授说，新型的非公立医疗，从收费体系和管理流程上跟公立医院基本同步，只是这里的挂号费会略高，因为专家每天接诊的病人数量是有限制的，要保障为患者提供精品诊疗服务。

　　说到对新平台的选择，赵敏有个私心，在眼库之外，他一直有一个梦想，就是把眼健康的管理做成体系化的产品，从儿童时期就深入到社区与家庭中间，帮助更多人在患病前就能预防。

　　“这个体系目前我们暂时叫做眼健康家庭管理体系，或眼健康家庭医生。”赵敏说，10年前就想把这块儿做成可复制的健康管理类的“项目”，然而在公立医院当教授去驾驭社会资源显然是不现实的。“非公体制的好处就在于灵活，只要项目有社会价值同时有可持续发展的空间，就能够获得资金和人力的支持。”

　　据悉，“眼健康家庭医生”的管理体系会从孩子2岁开始就深入家庭实施初步检查，并在4-6岁阶段建立实力关键期的监控，家庭与医生建立固定链接。“目前来看最大的困难在于医生资源的不足。”赵敏教授说，非公的平台因为广泛的跟医生工作室合作，可整合的医生数量比公立医院大有优势。目前，他已经在重庆眼视光眼科医院试点启动家庭眼健康管理项目，接下来就是做规范化的输出。

　　赵敏说，“这条路或许比创建眼库更漫长，但如果能帮助千万家庭的孩子保护好视力，降低近视发生，还是很有价值的。”

　　应竭尽全力 把角膜病变阻断在“路上”

　　“为什么有那么多因角膜病变而致盲的患者?”在做医生同时做角膜移植宣导的整个过程中，赵敏一直也在思考这个问题，结合临床的病例他发现，有很多角膜病变如果早期发现是不至于恶化到致盲的程度。

　　“比如干眼症，早期干预治疗是很有用的，但如果没有提前发现和规范治疗，干眼症到后期是很严重的。”赵敏为此讲到一个近期的案例，一个9个月大的孩子，2个多月前就出现眼睛不明原因的发红、化脓，家长带到北京去诊断不出原因，经北京医生的介绍找到赵敏。“到医院来的时候眼底已经成丝状了，角膜感染严重快穿了。”经过仔细询问赵敏获知孩子2个月前出现严重腹泻，家长认为孩子腹泻需要“忌口”，因此那段时间个孩子吃得很清淡。

　　“基本可以判断这个孩子的情况是因为缺乏维生素A造成的干眼症，本来早点补充就好了，但是很少有人知道这个病，包括不是专门看角膜病的眼科医生都不知道。所以这个孩子来的时候已经很严重了，后来我们跟儿童医院的医生一起做了联合抗感染加自体血清治疗，期间大量补充维生素A，孩子的一只眼睛完全恢复，但很遗憾的是另一只眼睛的角膜上还是留下了疤痕。”

　　因使用感冒药过敏导致结角膜干燥综合征，双眼险失明的7岁女孩欣欣，通过赵敏院长一个多月的对症治疗后，眼部情况逐渐好转，专程送来锦旗。

　　这样的案例赵敏接触了不少，“大部分人不知道干眼症的危害，大部分人不知道看角膜病有专门的角膜科医生。”因此赵敏更加坚定，防患于未然才是解决角膜病变致盲的根本，为此眼科医生赵敏给自己定下了下一个20年的目标，那就是让“眼科家庭医生”走进千家万户，通过规范的监控、干预服务，把疾病阻断在路上。